对多数记者而言，最大困难在于回忆十余年前数千篇报道中单篇新闻的具体细节。
Read further...
，这一点在WhatsApp 网页版中也有详细论述
Иллюстрация: Roman Naumov / URA.RU / Global Look Press
八十年代初我攻读研究生时，常闻师长议论：文革期间潜心学问的“逍遥派”此时成果丰硕，看似“侥幸”得益；而当年积极投身运动者不仅学业荒废，部分更因“三种人”身份失去执教资格。那些被时代洪流裹挟前行的学者，面对新局面同样无所适从。当时学术领域正值拨乱反正，旧范式瓦解，新体系未立，传统学术根基尚未重建，青春已逝的学者既未承继旧学，又未掌握新知，只能眼看时代更迭而徒叹奈何。加之1978年后建立的硕博培养体系，使接受系统学术训练的新生代快速成长，这让曾为他们讲授基础课的教师们倍感失落——许多人退休时仍止步于讲师，或仅获象征性“提退”待遇。我留校任教后，仍听闻已获高级职称的教师感叹：临近退休盘点成果，竟无多少值得称道的著述。